李秀成回援天京前，已察觉自己的部下郜永宽等八人有反叛之意，便当面挑明：“如今天国大势已去，你们是两湖之人，自己找出路，希望我们不要相互伤害。”八人当即痛哭流涕，保证道：“忠王待我们恩重如山，我等绝不会投降，一定为天国战斗到底。”
当时，天京已经被曾国藩的湘军死死合围，洪秀全一天之内连发数道金牌诏书，强令在外征战的李秀成迅速回援天京。当时的李秀成刚刚退守苏州，而苏州城外已经被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国人戈登率领的“常胜军”三面包围。
苏州是李秀成惨淡经营、最看重的苏福省省会。这里不仅有着极其奢华的忠王府，还囤积着大量的军火和粮食。如果丢了苏州，天京的东大门将彻底洞开，天国覆灭只在旦夕之间。
但是，面对洪秀全逼命般的诏书，李秀成不得不走。
临走前，李秀成在苏州城内巡视军营。凭借着多年征战培养出来的敏锐嗅觉，他发现守城的将领们眼神闪烁，说话吞吞吐吐，军中早已人心惶惶。
当时，负责防守苏州的将领分为两派。一派是以慕王谭绍光为首的广西“老兄弟”，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骨干，意志坚定，誓死不降；另一派则是以纳王郜永宽、康王汪安钧等四王四天将为首的“三江两湖”将领，他们手握着城内大半的兵权。
在这些人看来，天国大势已去，他们不想陪着广西人一起殉葬，已经在暗中通过清军将领程学启和英国人戈登，频繁与李鸿章接触，商讨投降的条件。
1863年1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，李秀成将郜永宽等八人悄悄召集到了忠王府内。
李秀成看着这八个跟了自己多年的部下，没有拍桌子怒斥，也没有用军法威胁，而是平静地将利害关系当面挑明：“如今天国大势已去，苏州旦夕不保。你们都是两湖之人，我不能强求你们陪我一起死。如果你们想走，可以自己去找出路，只希望我们往后不要相互伤害。”
听到李秀成这番推心置腹的话，郜永宽等八人当即扑通跪倒在地上，痛哭流涕。
他们拍着胸口，扯着嗓子大声保证：“忠王待我们恩重如山，我等生是天国的人，死是天国的鬼，绝不会投降，一定为太平天国战斗到底！”
看着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部下，李秀成叹了口气，扶起他们，交代完城防后，于1863年12月1日深夜带着万余人匆匆撤离苏州，赶赴天京。
李秀成一走，这八个人立刻收起了眼泪，露出了真面目。
12月4日，依然坚守主战立场的慕王谭绍光，在慕王府大摆宴席，召集郜永宽等八人商讨如何死守苏州的细节。
在宴席上，谭绍光斥责了一些将领克扣军饷、临阵退缩的行为，并重申了绝不投降的决心。
就在谭绍光慷慨陈词的时候，康王汪安钧突然长身而起，毫无预兆地从怀中掏出短刀，狠狠地砍向了谭绍光的脖子。
谭绍光猝不及防，捂着腹部倒在血泊中。其余七人见状一拥而上，拔出佩刀，残忍地将谭绍光的头颅斩了下来。
当天晚上，郜永宽等八人拎着同袍兄弟的首级，大开齐门，向守候在城外的李鸿章献城投降。
他们以为，用同僚的脑袋和整座苏州城作为投名状，足以换来清廷的荣华富贵，以及二品顶戴花翎。
为了向新主子邀功，他们还下令让城内的几万太平军士兵全部放下武器，卸下防备，等待清军整编。
12月5日中午，李鸿章在城外的中军大帐里设下盛宴，邀请郜永宽等八人前来赴宴。
八人兴高采烈地脱下了象征太平天国的黄袍，换上了便服，大步迈入大帐。大帐中央的几张红木桌子上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八套崭新的清军武官官服，以及带有孔雀翎的红顶官帽。
看着这些梦寐以求的顶戴，八人喜形于色，连忙向坐在上首的李鸿章拱手谢恩。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李鸿章突然站起身，借口“有朝廷紧急廷寄折子需要批阅”为由，转身退入了后帐。
李鸿章刚刚离席，大帐外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锣响。
数十名全副武装、手持雪亮钢刀的清军刀斧手，如潮水般涌入大帐。郜永宽等人大惊失色，正准备起身反抗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。
刀光闪过，这八个前几天还在李秀成面前痛哭流涕、前一天刚杀了主帅谭绍光的叛徒，还来不及戴上那一顶顶红顶官帽，人头便纷纷落地，滚落在了酒桌之下。
杀了八降将后，李鸿章并没有收手。他下令将城内已经放下武器的数万太平军降兵，全部驱赶到空地上进行集体屠杀。
李秀成在得知苏州失守、八降将被杀的消息后，只是默默地看着天京的方向，一言不发。他给了这八个人最体面的出路，他们却偏偏选择用同胞的鲜血，去染红那一顶虚无的乌纱帽。
世人皆以为背叛能换来新生，却不知在胜利者的眼里，叛徒的骨头永远最轻，也最不值钱。
真正的忠诚与体面，从来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誓言，而是在大势已去时，依然能够守住做人的最后底线，不向更脏的深渊迈出那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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